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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谈办校

发布日期:2012-07-11 浏览次数:1801
核心提示:陈繁昌:香港科大校长,数学和计算机工程教授,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助理署长,每年管理近百亿港元科研经费,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;喜爱创新,跨多个专业读书;今年60岁生日时,许下生日心愿,希望学生中能出第二个乔布斯。
       陈繁昌:香港科大校长,数学和计算机工程教授,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助理署长,每年管理近百亿港元科研经费,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;喜爱创新,跨多个专业读书;今年60岁生日时,许下生日心愿,希望学生中能出第二个乔布斯。
  
 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10月,是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。
  
  【编者按】7月1日,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周年。赴港采访时,最让人亲切的是,香港官员说普通话时,带着有点生硬的儿化韵。候任特首梁振英说,香港回归,一直是双重回归,从法理到人心。十五年的回归,香港把背靠内地带来的巨大优势,在核心价值的前提下,转化到了经济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内地和香港已经密不可分。
  
  采访中,香港官员呈现出一个清晰、有序、法治的香港;谈及的问题,也都是内地同样会面临的:教育、文物保护、房屋分配、贫富差距的解决、如何收集民意,如何保证公平、公正,如何坚持核心价值,如何完善法治。本专题通过这些访谈,去寻求香港在这些方面所发生的变化,以及变化生成的内在原因,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些许启示。
  
  谈奇迹
  
  “可复制,但不容易”
  
  新京报:香港科大历史只有21年,去年和今年两次成为QS亚洲大学排名第一,有什么秘诀?
  
  陈繁昌:首先定位很重要。我们是香港第一所研究型大学(即教授既上课又科研)。全世界最出名的大学,都是研究型大学。我们一开始做的就是国际性的大学,我们全英语教学。
  
  新京报:其次呢?
  
  陈繁昌:机缘方面也很重要。香港20多年前经济增长比较快,就像现在的内地。香港政府当时就想在高等教育方面投资多一些。
  
  新京报:还有其他原因?
  
  陈繁昌:大学创建时,教授和学生最重要。我们找了很好的教授。当时有批华裔学者,在外国事业已有成就。他们觉得亚洲经济增长得很厉害,希望回国。考察后发现,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学术自由是国际化的。教授只要做学术,无须理别的东西,容易适应。
  
  新京报:香港科大模式可复制吗?
  
  陈繁昌:可复制,但不容易。在管理方面,我们有校董会,校长要对他们负责。
  
  另外,我们教授升级系统方面,受到国际承认。我们比美国人的还要严格。这个制度在管理方面效率比较好,教授才会对学校有信心。
  
  城市也是很重要。外国人要来这个地方他要看这个地方的整体,比如子女教育,国际化程度等等。
  
  新京报:南科大曾说要以香港科大为标杆,你知道吗?
  
  陈繁昌:南科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。全国都希望看到这种模式的可行性,但是很不容易。这个不单是要看学校的环境,大环境也很重要。
  
  新京报:你认为南科大的最大困难还是大环境问题?
  
  陈繁昌:多少都有吧。我听说他们要向教育部申请批准。举一个例子,内地学校要设博士点,不是一开始就可以。香港科大一创立就可以设博士点。如果你要等几年才有博士生,才有硕士生,等十年,很多研究就很难办。
  
  新京报:南科大建校时,也有香港科大的老师过去,但后来因为理念不同退了出来?
  
  陈繁昌:主要是个人的办学理念不同。在香港科大也是如此,大家经常会有不同的意见,最终会在一个框架下讨论。
  
  谈底蕴
  
  “文化不是校长给的”
  
  新京报:香港科大参考了很多国外的经验?
  
  陈繁昌:对。比如我们有本科生研究计划,就是参考了麻省理工。我们最好的本科生去参加研究团队,这个团队里有研究生、博士生,这些本科生与他们合作,做实验,若做得好,文章有机会在国际会议上发表。这个比你课程拿到A有意思得多。
  
  新京报:你曾提到过名教授给本科一年级上课,这是硬性规定吗?
  
  陈繁昌:有这个想法,但没有硬性规定。有很多学生,他一上大学,对工科理科没有概念。他们和教授讨论一下,也许对今后选择有帮助。
  
  新京报:在选专业前,对他来说有一个消化和选择的过程?
  
  陈繁昌:对。你认识了以后再去选择,而且即使最后没有选择这个专业,这些东西对你的事业也有帮助。比如你是学电脑的,但是你也学了心理学,可能以后对于人工智能就会有用。世界变得飞快,这样,你才能够适应不断的变化。
  
  新京报:你有没有遇到人说,香港科大只有21年,没有什么文化底蕴?
  
  陈繁昌:我不反对这种说法。文化不是校长和副校长给大家的,而是学生孕育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给学生一个空间,让他们慢慢地去做。
  
  新京报:但你也说香港科大现在有了一些文化?
  
  陈繁昌:香港科大的学生思想比较独立,对社会发展很注重。
  
  新京报:香港科大没有校歌校训?
  
  陈繁昌:对。我曾提议过。但有的同事说不要,所以现在还没有。
  
  谈教授治校
  
  “一定要学者办学”
  
  新京报:在教授治校方面,你有什么经验和内地学校分享?
  
  陈繁昌:全世界最好的大学,都是学者办学,很少有校长不是教授出身。我只有懂学术,教授才会相信我。
  
  新京报:除了懂学术,校长还应懂什么?
  
  陈繁昌:还要善于和其他人沟通。要把学校的理念和成就带到社会上;也要看预算,处理财物方面的问题。
  
  新京报:很多人认为,大学是一个公司,校长是老板,教授是员工。你认为呢?
  
  陈繁昌:不是这样的,校长不能找MBA去做。大学校长要做过学术教育,也要有些行政经验。
  
  新京报:你有没有崇拜的好校长?
  
  陈繁昌:不好说。但我觉得现在内地校长和我们越来越接近。内地很多校长都比我年轻,他们都接受过西方教育,所以我觉得内地的大学会越来越好。
  
  新京报:香港中文大学和深圳有合作,香港科大是否考虑和内地合作?
  
  陈繁昌:我很主张香港政府和深圳政府能一起做事。深圳比香港有很大的优势。深圳科技创新方面比香港好很多,人口比我们多,科技公司很多。我们也跟香港政府说,香港和深圳合起来,就会是个竞争力很强的地区。
  
  如何打造亚洲第一大学?
  
  5月28日,英国QS亚洲大学排名公布,香港科大第二次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大学。21年的历史,香港科大创造了一个传奇。
  
  香港科大,这所香港公立大学,值得骄傲的地方有很多。它的年轻,它的国际化,顶尖的教授,还有环视四周,全是碧海蓝天的美景。副校长翁以登说,这景色,也能让研究者的心胸更开阔。
  
  香港科大树立的榜样,给很多人以信心。不需要上百年的历史,也可以迅速成长,跻身一流。所以,内地南方科技大学成立之初,多次提到以香港科大为榜样,一个如此优秀又近在眼前的实例。
  
  校长陈繁昌回忆香港科大初建,也感叹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。他说,当时香港经济发展,恰如现在的内地。但一个好的大学,更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。
  
  香港科技大学的制度好在哪里,成功的秘诀是什么?奇迹是否可以复制?如何复制?
  
  与校长陈繁昌的对话,希望能够探究出成功的轨迹和我们距离这种轨迹究竟有多远?
  
  □新京报首席记者张寒 香港报道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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